目前日期文章:20120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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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人的思維裡,習慣凡事以「大局」為重。

文林苑是一個例子,所有贊成強制拆除家的朋友,不外乎秉持一個理由,那就是少數要服從多數,犧牲少數以成就多數人的利益,在中國是天經地義,也是理所當然的。個人財產如此,身家性命也不例外。

當有人質疑228大屠殺,當有人問起國民黨軍隊的槍口為何要對內、朝向人民時,中國人便會說,228殺個1萬多人算什麼,中國人在日本南京大屠殺時,一次就死了30萬人。日本人殺中國人,罪不可赦;中國人殺台灣人,是為了安定國家,避免被共產黨滲透、破壞。請一切以「大局」為重!

原來,軍隊射殺手無寸鐵的老百姓,是為了顧及國家安全的大局;戒嚴、濫捕、抹黑、暗殺異議份子,是為了穩定國內政治的大局;強迫蘭嶼達悟族人忍受核廢料,是為了成全經濟發展的大局;沒收國旗、改舉五星旗,是為了成就兩岸和平的大局;開放美牛瘦肉精,是為了開創台美關係的大局;而強徵人民土地、房屋,更是著眼於都市更新的大局。處處以大局為重,沒什麼不對。但弔詭的是,怎麼都是以犧牲人民、犧牲弱勢族群的方式來成全大局?而所謂的「大局」,說穿了,不過是國民黨以保護自身利益為出發點的算計,方便愚民而已。國家利益從來只是一個幌子,因為黨的利益凌駕國家之上,所謂的人權更是等而下之。

中國人被列強欺凌夠了,希望自己也能有翻身的一天。於是中國的知識份子開始批判、反思與改革,也發展出一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理論。表面上看起來四平八穩,中西方各取所長,兩邊也都不得罪。實際上,在自卑又自大的心理作祟下,中國人只擷取了西方的科學,僅仿效了西方賦稅、教育、軍備等制度,攸關立國精神的民主共和、三權分立與天賦人權等基本價值,卻反而被這些人摒除在外。對於習慣統治與被統治的中國人而言,他們打從心裡認為這些基本人權和「中體」 格格不入,更無法捍衛特權集團的利益。

在西方先進國家,類似公權力強制拆除家祖厝的行為,已嚴重地侵害基本人權,而等級如228屠殺的殖民暴力,更已經嚴重觸犯反人類罪,是必須留下完整的歷史紀錄,是必須經過轉型正義的審判與懲罰。然而,人權概念並不存在於中國人的思維裡,統治者更不可能施予人權教育。國共兩黨各在海峽兩岸盤據了一甲子,但奴仍舊是奴,聖王明君成了奴才們不切實際的幻想,我們在封建思維中打轉了幾千年而不自知。

「文林怨」是一面鏡子,我們在鏡中看見基本人權受虐後的傷痕。「文林怨」也是一面照妖鏡,黨國不分的禍害在鏡中無所遁形。人權,非但不是統治者口中的毒蛇猛獸,反而是中國人實現「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契機,這才是華人深心嚮往的「大局」。

有一天,當我們向外國朋友介紹我們的國家時,我們說的不再是中國人曾經辦過奧運,也不再提台灣錢淹腳目。讓我們引以自豪,願意大聲說出的是我們為捍衛人權所走過的路,儘管一路上是如此地顛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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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子不只是家的住所,也是記憶、情感、人格發展和維持尊嚴與隱私的堡壘,公權力是不可侵犯的。但今天,士林家身而為人的最後一絲尊嚴,卻在千名警力與怪手的無情肆虐下…徹底被摧毀了。

房子被剷平,聲援家的人民被警察帶走,而熟悉的聲音也逐漸浮上了檯面…。

      郝龍斌:「一切依法行政!」
聯合報:「王家貪圖5億賠償金…政府機關依法行政,顧及絕大多數人的權益,是民主價值的體現…」
名嘴:「難道讓城市美化不好嗎?為一個釘子戶而損害其他38戶參與都更住戶的權益,難道就合理嗎?政府如不祭出鐵腕,什麼事也別想做了。」
對政治冷漠的婦人:「這些參加抗爭的學生,應該好好地在學校唸書,應該為他們的父母著想,不應該被少數激進份子給煽動。」

     檯面下,建設公司早從2012年2月起,就屢次花費重金購買廣告,逐步把家塑造為「貪婪釘子戶」、阻礙城市發展的「全民公敵」,以及讓其他38戶住戶無法回家的「自私鄰居」。更不可思議的是,家都還沒有點頭,預售屋就早已經預售一空。

違憲的都更惡法 + 鴨霸的公權力 + 幫政府抹胭脂的優勢媒體 + 顛倒是非的民嘴專家 + 無感的人民 + 有黨政高官撐腰的建商財團…這一群共犯結構,聯手幫台北市打造成一座罪惡之都,一座既冷血又嗜血的城市。好心人士建議家申請釋憲與國賠,然而,即使家勝訴,最後仍是全民替這一群共犯買單。我們依然在複製錯誤,依然在為轉型不正義付出慘痛的代價,我們還沒有走出黨國體制的幽靈輪迴。

人們一窩鋒地追求效率,一味羨慕中國棒子加胡蘿蔔政策下宏偉的水泥建築,卻假裝不知道極權統治下的中國人民,根本就沒有說「不」的權利。

     人們自詡服膺「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理念,卻假裝不明白這個道理僅適用於選舉投票或開會表決,根本不適用於個人財產的分配。就像台灣人再多也沒權力將核廢料丟置在蘭嶼!

     人們要孩子好好就學,卻不在乎學校是否教導孩子尊重彼此,不在乎孩子是否學到分辨信息真偽與獨立判斷的能力。


     晚間,TVBS的「2100全民開講」與「新聞夜總會」仍緊咬著阿扁不放,而這種文革式批鬥的節目,竟然已經邁入第13個年頭。彷彿,全台灣只存在家的議題,似乎很多人需要這類節目來麻醉自己。畢竟,對身邊苦難的無感,是多麼地違反人性,是多麼地需要將自己的冷漠合理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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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向中國領導人胡錦濤提出「一國兩區」概念,看來台派朋友長久以來稱總統為區長,並非嘲諷或空穴來風,而是真有所本。

吳伯雄並非公職人員,他只是國民黨的榮譽黨主席,人民也沒有授權給他,他究竟代表誰發言?雖然吳伯雄代表總統應該是唯一合理的解釋,但總統不可能承認,這與金溥聰當初在國外發表「兩岸可簽和平協議」如出一轍。事實上,類似高達國安等級的發言層出不窮,總統使喚他人遂行自己的意願,卻可以永遠躲在幕後,不需要負任何責任,這早已是嚴重的憲政危機。

總統服務的對象是全國人民,怎麼可以同時兼任黨主席?又怎麼能讓競選團隊或黨職人員對外交涉攸關國家定位的重大議題?須知人民以選票選出總統,並不代表人民授權總統為所欲為。

陸委會主委賴幸媛表示:「『一國兩區』就是『一個中華民國,兩個地區』,完全按照中華民國憲法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對兩岸現狀的描述,吳伯雄只是重複陳述。」言下正式宣告一國兩區等同一國兩制: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同一個中國!是的。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1條文中明定,中華民國分為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兩個區域,吳伯雄只是重複憲法上條文已經規定的內容。­「失之毫釐,差之千里」的是吳伯雄從來不敢在中國提到「中華民國」四個字!

主委之所以不再需要掩護國共兩黨「同一個中國」的主張,完全凸顯了台灣目前的困境,那就是台灣目前所用的憲法,是一部完全脫離現實與民意基礎的憲法。這一部憲法的存在,不僅將中、台兩國關係侷限於內戰思維,也保障了國民黨繼續一黨獨大,至於台灣本土的利益,早已經成為國共分贓的祭品。

馬英九不在乎自己降格為區長,那是他自己的事,但台灣是否淪為中國的一省或香港模式,則是你我必須關注的大事。馬英九可以在中國的任何一個省分任職區長,但請不要踐踏台灣的主權,台灣的未來是由2300萬人民自己決定,不是一黨一人就可以專斷獨行。

當務之急是制憲,重新制訂一部主權在民的憲法。如果想要制憲,就必須先壯大在野黨的國會力量,藉此打破國民黨獨大的鴨霸局面;如欲壯大在野黨的國會力量,就必須重新訂定公平的立委選制,讓每一張選票都具有同等的價值,讓真正的民意有效彰顯。然而,公平的選制也必須實現於公平的選舉過程中,此時,行政中立與黨產歸零的基本要件,就顯得格外重要了。

香港人民至今仍沒有直選的權利,而剛當選的香港特首梁振英得票數僅689票,在中國操縱的小圈圈選舉下,香港人「港人治港、一國兩制」的美夢再一次破碎。

如今住在台灣,國民黨有了「都更法」,台灣人的土地所有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隨時都可以被強制變更,國民黨有了憲法增修條文第11,台灣人的領土主權,也隨時都可以交給中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從來都不是國與國的關係,與國共和平協議相差不遠,台灣人不醒悟,就注定給國民黨賣了。

       看看他人,想想自己,能不醒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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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暴徒!」

韓國2007年電影《華麗的假期》(May 18)的最後,據守全羅南道廳的市民軍慘遭政府軍殲滅,當計程車司機姜民宇持槍走出道政府廳時,眼前一排軍人正用槍瞄準著他。帶隊軍官喝叱他這名暴徒棄械投降,然而,姜民宇寧願死在亂槍掃射之下,也要極力捍衛自己的清白。光州武力鎮壓落幕了,但姜民宇所象徵的韓國人骨氣,讓該事件在轉型正義中獲得平反。

 

今晚的Café Philo「哲學星期五」,主辦單位邀請來賓觀賞電影,並與韓國專家朱立熙老師進行座談。關於轉型正義,很多人都問了同樣問題:「韓國與台灣幾乎同時開始民主化,為什麼韓國能做到,台灣卻不能」?

 

會中,一位韓國學生也說出了他的困惑:「韓國有518,但韓國人以這部電影向全世界證明實行民主化的決心;台灣也有228,但你們的錢幣仍在使用「中正」的頭像,你們的街道還以「中正」命名,你們有「中正」紀念堂,更不可思議的是國民黨還繼續存在,而你們繼續投票給國民黨」。

 

這位同學說得慷慨激昂,現場台灣人的感受更是五味雜陳,心裡面有憤慨、有汗顏,更有著一股深沈的無力感。在台灣,和228歷史有關的電影屈指可數,即使是電影《悲情城市》,導演侯孝賢都必須閃躲某些敏感的情節,更不用說指名道姓了。自己不敢拍、不願意拍,難得韓國以最直接的拍攝手法控訴國家暴力,台灣卻沒有片商願意代理這部電影。台灣人愛看韓劇,卻無緣也沒有機會觀賞到《華麗的假期》這部電影,而就讀大學的女兒,竟連聽都沒聽過這部片名。難怪台灣只有《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我們使用「補償」,而非象徵定罪原兇的「賠償」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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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son 今晚爆滿的Café Philo「哲學星期五」,經由國際特赦組織的影片《我所住的監獄》(This prison where I live)介紹,認識了一位緬甸喜劇演員Zarganar,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Zarganar,緬甸的艾未未,全身上下充滿著嘲諷政治時事的藝術細胞與單純的人格特質。


緬甸,奧威爾小說《1984》的現代版,這裡到處可以嗅到恐懼的氣味,大家都清楚自己一直都被老大哥監視著,也隨時可能被檢舉、被逮捕。恐懼之於緬甸,有如刀之兩刃,它讓這裡的心靈不再自由,無論統治者會被統治者,都身不由己地活在它的陰影下。


Zarganar雖廣受人民的喜愛,卻是統治階層的眼中釘,因為他總是可以透過脫口秀、戲劇、歌唱等藝術創作,引導人民對抗軍政府,爭取自己的基本人權。真心大無畏的Zarganar,說出了人們敢怒不敢言的心裡話。


緬甸是佛教國家,影片中的首府仰光,處處可見宏偉的佛教建築。緬甸的佛教徒關心並且主動參與民主化運動。2007年的緬甸反軍政府示威,約數千名佛教僧侶加入了示威遊行,一些新聞媒體稱此次示威活動為「番紅花革命」。番紅花革命(Saffron Revolution)得名於站在示威最前線的上座部佛教僧侶,遊行群眾也將象徵僧袍的深紅色帶子別在衣服上,藉此表達對僧侶的支持。相較於台灣佛教徒對政治的冷漠,相對於台灣佛教山頭動輒發表「華人不適合民主」、極力向集權政黨靠攏的言論與作為,緬甸的佛教似乎更接近佛陀的本懷。


Zarganar在被軍政府判刑59年即將入獄之際,仍向他的追隨者即興演出了最後一場脫口秀。他打趣自己說:即使刑期也只獲得59年,一個不及格的成績。幽默,撫慰了人們早已枯竭的心靈,也成了他反對軍政府的能量來源,雖然滋味是如此地苦楚。


     緬甸的苦難,讓影片中的德國喜劇泰斗Michael Mittermeier悲憤不已,並誓言成為Zarganar的擴音器,就像Zarganar義無反顧地為他的國人同胞發聲。種子已然撒下,即便是兩個位於地球兩端的遙遠國度。只要是發自真心,只要尊重自己是一個完整的人,只要對別人的痛苦有感覺,距離從來不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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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老總統還在
今晚的話劇中,外省老伯不止一次用「老總統」恫嚇他的家人,事實上,這一句話也經常出現在自己的成長歲月裡。「老總統」蔣介石三個字,代表著台灣的夢魘,屠殺生靈的劊子手,一黨專政的始祖,共產黨的手下敗將;「老總統」根本不是教科書一再吹捧的民族救星,更非建設台灣為復興基地的舵手,他不過是白色恐怖的代言人罷了!

今天的台灣,「老總統」仍活在外省老榮民的腦海裡,其猙獰的銅像依舊放在各大學校園中,城市以「中正」命名的主要街道還留在地圖上,「中正」紀念堂更早已成為中國遊客的旅遊必經之地「老總統」真的還在,其威權統治的幽靈,至今仍蟄居在現任總統的軀殼之中!

「老總統」殘害的不只是國家體制,他也讓台灣的社會一分為二,人們無論認識或不認識,只要一談到國家認同,往往就會發生情感撕裂的衝突。今天的台灣,超過半數的人相信國民黨那一套虛假謊言,選擇讓這個政黨繼續執政下去;而另一半想要知道真相、討回公道的人們,卻始終被拒絕於優勢媒體及司法體系之外,繼續成為被壓榨欺負的弱勢。這一切,看在走過轉型正義的德國人眼中,簡直不可思議。不禁想問:台灣的未來究竟在何處?

「如果老總統還在
「老總統還在」「老總統絕對還在

「老總統」還在威嚇著大半的台灣人:你敢反對我,我就將你抄家滅族!「老總統」使一個人將恐懼當作每天生活的一部分,當作生命存在的一部分,甚至是根深蒂固的習慣。

1991翁山蘇姬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她通過英籍的丈夫向國際社會分享她的人生價值信念在擺脫恐懼。只有擺脫恐懼,人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才能活得有尊嚴。「導致腐敗的不是權力而是恐懼:統治者恐懼喪失權力,被統治者恐懼權力的蹂躪,兩者都導致了腐敗」

她強調,要想擺脫恐懼,就要經過一場變革。這場變革首先要來自於人的心靈,人要能夠沒有恐懼的去面對,要有勇氣主宰自己,而不被恐懼所左右。以心靈的改善,以無懼的心態來影響和推動外在世界的變化。

面對國家暴力,她認為最好的回應是無懼,無懼正是她的政治思想核心。她的氣量,令她成為能團結緬甸各種族、各階層、各團體的超然人物,也令她成為全緬甸的希望。

晚上的共修聚會,同修們一起探討著生命的傳承與台灣的未來。或從一個有品質的呼吸開始,或從一個尊重的眼神、一句尊重的話語進入,或發願勇敢地做最真的自己,不再讓恐懼「摧毀人的是非價值觀,顛覆人正常的是非觀念和評判標準」,不讓翁山蘇姬專美於前。

我們與翁山蘇姬一樣,有同樣的信仰,也同樣以慈悲心來破解以恐懼症宰制台灣前途、榨取台灣資源的黨國體制。

生命的傳承,一定是對準天地,隨著世間的苦難一起呼吸,心念也永遠不會離開慈悲喜捨,眼光更是貫穿上下五千年。台灣的未來,就在現在每一顆安靜的心,就在以「真」取代「諍」的每一個當下,而打造一個美好的台灣,你我都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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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窒素株式会社诉讼的最后一天,水俣病受害者们在现场拿着他们死去亲人的照片  
        讀網站文章「
只有『照顧弱勢』的角度?
文中談到參加多氯聯苯污染座談會,發現整場主軸都只是放在「同情受害者,因為他們很可憐受害者會覺得已事隔30年,追究失職官員沒有多大意義,不如將精力放在醫療照顧,爭取國家賠償上」云云。該文筆者感覺討論會的內容,無助於現狀的改變,也沒有正面向上的開展力量。我想,這應該就是社運團體被馴化後所展現出來的無方向感,而這樣的思維,多少和國人默認國民黨政權對228大屠殺事件,只賠償、不究責的善後處理方式有關,另對受害人提起行政訴訟的限縮也很大

 

請看《國家賠償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國家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其中,所謂「知有損害」,依施行細則第3條之1規定,「請求權」人實際知悉損害及其損害係由於違法之行政處分所致時起算,非以知悉該行政處分經依行政爭訟程序確定其為違法時為準。「知」有損害?2年間不行使?難怪他們說228早就過去了。

同樣的思維,也發生在其他的社會運動中。想起日前曾就反核遊行路線狹小、冷清一事,請教公民記者朱淑娟朱淑娟回文時說明:「據我問過主辦單位,其實單純只是想從龍山寺出發,那對社運有特別意義,因為受限於出發地點,所以在西門町前那一段路是比較小,不過遊行走西門町是人潮多的地方。至於凱道,現所有活動都是這樣,只開放一半的。」

讀這篇回文的感覺是避重就輕,無論主辦單位或就近觀察的記者,似乎都無意檢討路線規劃失當與否。為了激盪火花,進一步就反核遊行缺乏階段性訴求以及沒有對口單位的現象,去函請教朱淑娟的看法。這一次,她沒有回信。隔日,她在她的部落格中用以下文字描述著311反核遊行:「少了悲情、多點趣味,這樣的遊行氣氛等於宣告反核運動的歸零,開啟新公民運動的模式,同時也鋪陳了多元對話的可能」。

什麼叫做反核運動的歸零?什麼又是新公民運動?難道,少點悲情、多點趣味,就算是了?事實上,反核運動從來都只是零,因為它不曾撼動過無恥、顢頇的政權。表面上,國民黨政權偶而會給人民一顆糖吃,說什麼核四不安全就不運轉,核一、核二不再延役,會認真思考蘭嶼核廢料的去處。然而,真實的情況卻是核四預算在國民黨立委的護航下屢創新高,蘭嶼核廢料也在台電、原能會的威脅利誘下一年拖過一年,更難以置信的是當地居民仍票選國民黨。其中,最狠毒的莫過於政府以電費漲價、缺電等手段,讓人民屈服於恐懼的心理中。這些就是國民黨對反核遊行的回應,那來的多元對話?

       台灣的困境,在於不曾真正實踐過轉型正義。人民不清楚台灣過往的歷史,也從未聽聞哪些貪贓枉法的官員被審判定罪,人民天真地以為單靠手上這一張選票,就可以撥亂反正。我們正在承受轉型不正義的後果,我們不覺得痛,也還不想醒轉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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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文化大革命時,薄熙來曾當過紅衛兵,也在一場「批鬥大會」中把被宣佈是「叛徒」的父親薄一波打得摔倒在地,且踹斷三根肋骨。薄一波當時對朋友說:「看他這個六親不認、心狠手辣,連他爹都往死裏整的樣子,這小子真正是我們黨未來的接班人的好材料。今後肯定會有大出息」。


薄熙來這一號人物,被吳伯雄比擬成中國版的馬英九,雖然他的意思是兩人都長得帥。然而,這話其實說得不夠透徹,應該是說兩人都是心狠手辣的權貴子弟,都有玩弄媒體的能力,也都有奪取大位的野心。薄熙來被拔除了重慶市委書記職位,但馬英九卻成功連任總統,繼續蹂躪著無知又無辜的台灣人。


薄熙來任內曾掀起「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的運動,並向各學校指定27首必教必唱的革命歌曲,又發佈《毛澤東語錄》等紅色短訊,使重慶有「西紅市」的稱號。馬英九更不遑多讓,每次在兩墓前總會流下惺惺相惜的眼淚,他恨自己只能偷偷摸摸地指使特偵組與國安局搞戒嚴,只能一個個政治整肅府的機關首長,不能像兩位偉大領袖一樣刀起刀落地大開殺戒。馬英九也要求教育部大力推廣四書五經,逼人民服用此一專門為帝王打造的文化毒素,而服了毒的人民,即便在夢中也會說:「華人果真不適合民主政治」。


除了唱紅,薄熙來也在重慶打黑,打黑除惡最大的爭議在程序公正得不到保證,也沒有審判的公正性可言,辯護律師周立太就質問說:「被告人不管犯了什麼罪,不管嚴重到什麼程度,他都有委託律師的權利,律師有為他提供法律幫助的權利,有會見權,而在本案中一律不得會見。在審判階段,所有律師都看不到案卷。所有的案子也都是快起訴、快審理。如此辦案,律師如何發揮辯護權?…提前見不到被告人,看不到案卷,看不到證據,只能在法庭 上瞎說」

 

在重慶,薄熙來善於編造證詞、引誘證人作偽證、酷刑逼供等手段,這也是政府對付阿扁與民進黨公職的翻版。在台灣,一位尚未三審定讞,至今仍盼不到程序正義與公平審判的前任總統,住的是一間沒有陽光、只有0.38坪大的小牢房裡,且有計畫地誘使阿扁天天服用擾亂心智的精神用藥。卸任總統尚且遭受此一不公平待遇,何況升斗小民?馬英九對未犯內亂外患重罪的8年總統極盡屈辱、迫害,傷其尊嚴與健康,目的只是配合中共剷除台灣獨立的聲音,這樣一來,國民黨便可以繼續一黨專政,繼續搾乾母親台灣僅剩的乳汁。


薄熙來的官場境遇,不過是中國宮廷醜陋戲碼的重新上演。薄熙來倒了,但他不是倒在中國人民的覺醒,而是跟他的父親一樣,躺臥在腥風血雨的權力鬥爭之中。馬英九就是台灣版的薄熙來,小薄熙來一歲,兩人生日差10天,不一樣的是,他和他所領導的黨,最終會倒在台灣人民的覺醒,倒在具備民主常識與人權意識的公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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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來自中國的親友隨著旅行團環島一圈,最後的結論是:景點比不上中國,被迫購物的感覺也不好。許多中國觀光客到台灣觀光後,發明了一句順口溜:「起得比雞早、睡得比賊晚、吃得比豬差、跑得比馬快。」雖是令人汗顏,但也無從辯解。走馬看花、旅程緊迫,多出來的時間都被安排到特定商店購物,這都是中國旅遊業賒帳、臺灣旅遊業者削價競爭下的必然結果。


事實上,台灣的美不在101大樓、國父紀念館,更不可能在「中正」紀念堂或慈湖;台灣值得觀光之處,也絕不限於阿里山、日月潭、墾丁等景點。反之,台灣的鄉土文化、歷史背景、建築,甚至政治發展,才是我們引以為傲的資產,而這也正是中國人所欠缺、所嚮往的。


政府將中國人來台觀光列為重要政績。然而,如此低落的旅遊品質,還會有誰想來第二次?中國人所認識的台灣,又有何處讓他們感動在心?如果佔據台灣65年的國民黨政權,不曾將這裡當作自己的家,又怎會鼓勵國民認識這塊土地?如果連自己都不知道台灣美在何處,又怎麼讓人感受不虛此行?


       台灣人要先受用這塊土地,要先對這塊土地有感情,才有可能將台灣真正的美、真正的價值,介紹給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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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豪人說:「強烈支持死刑的台灣,卻對獨裁政權的滔天之惡表示了舉世罕見的寬容與不以為意。」這樣的矛盾心態之所以普遍存在,正因為二二八事件對台灣社會影響既深且鉅,並且持續進行中,所以,對獨裁政權的寬容並不是寬容,而是恐懼與放棄,對平民百姓中的犯罪者強硬處分,也不是出於正義,而是一種集體受害心態下所投射的暴力行為。


宋朝歐陽修在 《瀧岡阡表》中寫著:父親歐陽觀,是個判官,對每個案件都細細審理,唯恐疏漏,沒掌握住真相,為此,常常閱卷到半夜。有一次,半夜閱卷,又在擱筆嘆息。母親問父親到底遇上了什麼棘手的案子。父親嘆口氣說道:「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 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用白話文說「這是一個死刑的案子,我努力要幫死刑犯從法條中找到活路,卻是找不到,若是已經盡了力,那麼死囚與我,可說都沒有遺憾了!過去我也常在死刑犯中,找到反證,發現蒙冤,因為努力,才知道還好有用心努力,沒出現不該死而死的憾事。我常求其生,還不小心會錯判,幸好反覆 觀察,重見活路。」娓娓道來,說得一波三折,跌宕生姿,可是,當今檢察官常常以「求其死」的心情來對待,怎不令人唏噓呢?

 

這篇傳頌千古的文章,告訴我們一件事:「無罪推定」。法官、檢察官必須秉公處理案情,不可以與被告為敵,甚至於情緒化的先入為主,或公報私仇或奉承上意,刻意忽略對被告有利的證據。即使都做到了,也要謹慎斷獄,慎之又慎;因為即使做到慎之又慎,最後還是有誤判的可能。要贊成廢死,這大概是唯一讓我動心的理由了。

 

然而,有些案子很大,以致於大家都希望看到涉嫌人為此付出代價,於是法官心中的證據法則、無罪推定,就很容易在緊張與壓力中崩解。這時候,誰被帶進法庭,誰倒楣。

 

2010年5月5日,退休法官薛爾毅投書《聯合報》。他說:「我做了幾十年刑事審判的法官,一定會碰到判死刑的案件。當然,我也在中學時期讀過歐陽修的《瀧岡阡表》,其中『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做法官者,焉有不知之理?不過我要發驚人之語,我寫死刑判決書時,根本沒有求其生的念頭。用一句火星文:犯罪犯得實在太『超過』了,都是非死不可的,我沒有想到其他。」


「寧縱毋枉原則」,是法治國家信受奉行的普世價值。「寧可縱放十名罪犯,也不冤枉一個無辜者」(better that ten guilty persons escape than that one innocent suffer)這句話英國法律學者威廉黑石(William Blackstone)250年前就說了。

 

法官不是神,卻要去做「論斷人的罪」(只有神才能做的事);一方面要承認自己有盲點,另一方面又要掌握全部現象;要不受輿情左右,又需要參酌社會輿論,減少自己受到矇蔽的可能;最後回歸自己是否洞見真相,回歸法院是否立於保障人權的程序正義!社會輿論雖有可能影響判決,但這也才更彰顯法官獨立審判的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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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稱,參加311台北反核遊行的人數約5000人,相較於199593日超過3萬人的反核遊行,反對能量確已呈現遞減狀態。然而,就算當年有3萬人走上街頭,國民黨主導的立法院,還是強行通過了核四8年預算。

 

getImage.jsp  回到1991103日,反核自救會在核四預定地搭起棚架準備長期抗爭,當時因警方違反協議,拆除棚架並毆打自救會會長引爆激烈衝突,衝進圍籬的箱型車因撞到柱子翻倒而意外壓死一名保警。郝柏村內閣趁勢聯合媒體抹黑自救會和反核支持者,開車的反核義工林順源被判無期徒刑、自救會執行長高清南被判10年徒刑,重挫了當時的反核運動。

 

如果,當年的反核「抗爭」會受到當局的強行制壓,今日的反核「嘉年華」又怎麼可能撼動執政者?遊行隊伍爭奇鬥豔、拼創意,街上行人看熱鬧;電視不轉播,隔天報紙也懶得多寫幾個字,整個新聞版面還拼不過李進良逛夜店的八卦消息。這樣的遊行,執政當局又怎會當作一回事?

 

就遊行成效來看,酷炫的造型似乎比不上豬農的臭雞蛋與豬糞,至少他們已成功逼出農委會副主委的承諾。他們的訴求很具體,訴求的對象(對口單位)也很清楚。反觀,幾天後登場的311反核遊行,雖然「歸零」的口號有創意,也有很透徹的反核道理,卻少了短期內可具體實現的訴求(例如:5年內解決蘭嶼核廢料問題,3年內舉辦核電存廢公投,2年內將核災知識列入中小學教科書),也看不到受理訴求的對口單位

 

整個遊行思維已被執政當局徹底馴化,我們身處一個不公平、不透明的規則中而不自知,打轉到最後仍舊脫離不了給「不公平選制與政媒聯姻」綁架的共業。雖然,造業者只有一黨獨大的國民黨,從來就不是什麼歷史共業。

 

佛教教人「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只可惜國民黨唯利是圖、無法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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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電惡靈,草菅人命

專家唬爛,政府傲慢

核電命運,公投決定

核電再見,台灣重建

 

 

反核遊行前,同修互相"補妝",也宣揚綠色生活的概念。

 

從龍山寺到西門町的這一段路,街道狹小、人車爭道,路上行人稀疏,近萬人的遊行隊伍,竟像是走在一條見不得人的暗巷之中顯見社運團體的單打獨鬥,完全逃脫不過執政黨的路線設計。一直走到西門町紅樓劇場附近時,才真正進入人群聚集、空間開闊,適於遊行隊伍行進的街道。整體而言,此次遊行的動員能量不如去年,除了事前宣導不力、指揮系統薄弱,大隊之間也不見指揮廣播車輛。號稱超過100個環保團體的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地球公民基金會、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等等,並未發揮類似在野黨的反對力量,也比反瘦肉精的遊行溫和太多。


反核運動屬於政治一環,非核家園也必須經過政治運作才有機會落實。社會運動不能將政黨摒除在外,更不能將所有的公共議題都打成藍綠共業,因為少了強有力的在野政黨奧援,造業的執政黨就永遠不會反省思過。今天的台灣,社運團體很怕在野政黨介入後失去焦點,在野政黨也在統媒的推波助瀾聲中,處處顯得進退兩難、動輒得咎。難怪執政的國民黨會將總統大選提前至1月舉行,如此一來,不僅讓228失去舞台,也切斷了民進黨訴求反核的機會。

      

       民主這條路不是從天而降,也不是即興式的呼朋引類,而是需要有組織的結合動員反核運動如不依賴在野政黨奧援,各社運團體統合規劃的主動性就更顯重要。如果遊行依舊如此無關痛癢,就等著繼續忍受核四預算增加,忍受核廢料污染,等著你我一生的努力全部歸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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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9-641260 晚上聚會時,邀請朋友分享險遭詐騙的過程。朋友是公務員退休,日前接獲「電信公司」的來電,對方告誡朋友因積欠話費而即將停話。為了取信朋友,對方的角色從電信公司、檢察官轉了一圈。朋友感覺對方說話誠懇,所以就帶著感激的心情,依照對方的指示從銀行提出百萬現金,準備息事寧人。就在準備交錢時,朋友感受到對方的語氣開始急迫,當初的誠懇已不見蹤影。就是因為這一處破綻,朋友開始回神,也省下了一大筆「學費」。

 

詐騙得逞的秘訣,一方面在於成功製造對方恐懼心理的話術,另一方面則是以誠懇態度取得對方的信任。這方面,國民黨堪稱始祖,不然怎能在濫殺無辜、塗炭生靈後,一次又一次地獲得過半人民的支持?事實上,國民黨已成為台灣各類詐騙集團爭相模仿的對象。

前防檢局長許天來在禽流感爆發後說:「他從不戀棧任何職位,多年秉持專業投入公職鞠躬盡瘁,現只望還原事實…任何斷章取義的指控,都是對本人人格最大的汙辱傷害。」然而,一番看似誠懇、正氣凜然且無懈可擊的自清談話,就在隱匿禽流感疫情的「鐵證」錄音帶曝光後被揭穿。擔任過農委會主委的台大教授李金龍,呼籲政府提高警覺,別再隱匿疫情。

總統也曾說:「有人誤會選後會開放瘦肉精,這不是事實,政府對美方絕對沒有任何承諾,政府也沒有預設立場,政府會以國民健康為優先考量…」這一回,人民直接用臭雞蛋、豬糞回應了總統的謊言。然而,開放瘦肉精已是既定政策,無力回天。

        詐騙集團不會從此銷聲匿跡,國民黨也不可能改邪歸正,只因為他們看準台灣人民是如此地健忘、無知與怯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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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31916121914 1949年12月12日早上,國民黨【中央日報】第四版,與台灣省政府經營的【新生報】第四版,都印著斗大的震撼標題與驚悚的集體槍決照片:「台灣豈容奸黨潛匿,七匪諜昨伏法。」及「你們逃不掉的,昨續槍決匪諜七名。」


這一則新聞,報導的是1949年「澎湖七一三山東煙台聯合中學校長及學生白色恐怖事件」,旅美作家王鼎鈞曾為文稱為『外省人的二二八』。至1997年,本案「平反」,已是47年以後…


2007年10月18日,當年主持冤案平反小組的前新黨立委高惠宇,陪同受害者王人榮張敏之校長之子張彤,一行人親自拜訪澎湖縣長王乾發告知該案的始末,並希望建碑。縣長與民政局長張瑞棟說:「我們澎湖人不知道有什麼七一三事件,政府也從來沒說」、「誰知道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我們地方文史工作者也不知道」、「家屬如果要與二二八一樣設紀念碑,應該設在台北馬場町」、「什麼是外省人的二二八?這是操作…….」、「這些山東人只是澎湖的過客…」


說的也是!這些白色恐怖與匪諜冤獄在戒嚴時期,有誰敢站出來陳述?又有誰有能力還諸人權正義?然而,這麼多人的心靈創傷,又豈是縣長幾句輕薄話語就能帶過?


張彤在《我的父親張敏之》紀念文中寫著---

「在澎防部的操場上,家父張敏之(煙台聯合中學校長)與司令官李振清激烈爭辯,因為該部違反與教育部的協議,強迫幼年學生入伍,參加這個在內戰中潰不成軍的部隊。某懷恨在心,於是指示39師師長韓鳳儀及政戰官陳復生,編造莫須有的匪諜案,逮捕師生百餘人,屈打成招,解往台北。」


王鼎鈞在《匪諜 是怎樣做成的》文章裡這樣描述著…

「國民政府能在台灣立定腳跟,靠兩件大案殺開一條血路,一件「二二八」事件懾伏了本省人,另一件煙台聯合中學冤案懾伏了外省人…」


「內戰後期,國軍節節敗退,山東流亡學生一萬多人奔到廣州,山東省政府主席秦德純出面交涉,把這些青年交給澎湖防衛司令李振清收容。當時約定,讓16歲以下的孩子繼續讀書,17歲以上的孩子受文武合一的教育,天下有事投入戰場,天下無事升班升學。」


「1949年6月,學生分兩批運往澎湖,登輪者近8千人,後來號稱8千子弟。7月13日,澎湖防衛司令部違反約定,把年滿16歲的學生,連同年齡未滿16歲但身高合乎「標準」的學生,一律編入步兵團。學生舉手呼喊「要讀書不要當兵」,士兵上前舉起刺刀刺傷了兩個學生,司令台前一片鮮血,另有士兵開槍射擊,幾個學生當場中彈。」


「30年後,我讀到當年一位流亡學生的追述,他說槍聲響起時,廣場中幾千學生對著國旗跪下來。這位作者使用『汴橋』做筆名,使我想起『汴水流,泗水流……恨到歸時方始休』,可憐的孩子,他們捨死忘生追趕這面國旗,國旗只是身不由己的一塊布。」


後來,軍方以逮捕匪諜的名義,拘禁許多人士加以秘密審判。就這樣,校長張敏之鄒鑑和五名學生劉永祥譚茂基明同樂張世能王光耀以「匪諜」罪名,被押到台北馬場町槍決。另有2名學生王子彝尹廣居死於獄中,甚至有不願參軍的學生被軍隊蒙住雙眼,套上麻袋丟入海中。同案還有60多名學生,押回澎湖以「新生隊」名義管訓,這些學生每人拿著一張油印的誓詞照本宣讀,聲明脫離他從未加入過的中共組織,宣誓儀式拍成新聞片,全省各大戲院放映,一生在矮簷下低頭,而當時保安司令是陳誠,副司令是彭孟緝


張敏之鄒鑑,他們並未觸法,即使是惡法!他們是教育家,為國家教育保護下一代,他們是國民黨黨員,盡力實現黨的理想,那些國民政府的大員、國民黨的權要,居然把這樣的人殺了!他們當時殺人毫不遲疑,真相大白時又堅決拒絕為受害人平反。

 

       中國有五星紅旗,台灣有青天白日滿地紅。一塊可遮眼睛,一塊可披蓋亡者身上。


       當年崔健用紅布蒙上眼睛唱《一塊紅布》,紅色隱喻中國紅色政權,蒙住眼睛的紅布象徵中國人民就這樣閉塞視聽,與世界隔絕開來。特別是這個「五星紅旗下長大的新一代」(崔健說成「紅旗下的蛋」),從小就長在黨的陽光下,眼前永遠被塗抹成一片溫暖、金光透亮的暖色調。經歷過那個年代的王朔聽完這首歌時說:「我第一次聽《一塊紅布》都快哭了,寫得透!當時我感覺我們千言萬語寫得都不如他這三言兩語的詞兒。」


       崔健在1993年柏林演唱會說到:

     「《一塊紅布》的歌詞從字面上看起來好像是關於愛情的,但我發現現在許多的年輕人,我們很多的朋友,他們願意把自己的眼睛擋住,他們覺得自己舒服。因為你看到太多真實的東西,你不能騙你自己,所以說很多的文化也是這樣,如果你真正看到以後,他會覺得自己太弱,或是這個生活太複雜,不是很純潔。他們覺得擋上點兒好,你越是看不見,越是幸福但這個好像有兩個意思,一個文化,政治的;還有一個就是愛情的。所以說這首歌不能說完全是一首政治歌曲,好像是一種感覺,本身也有這樣的感覺。所以我聽很多朋友這樣說,也有記者這樣問,說,藝術是不是就是政治?我一般都是這樣回答的:「藝術是有政治責任,但是沒有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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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利商店購物,正好遇到小學放學。在排隊等候結帳時,旁邊的小女孩插隊到我的前面…這個現象已不是第一次,勸阻插隊者似乎不是長久之計,決意這回先不作聲,等結帳過後直接向店長反應…

「沒有人喜歡被插隊,也相信沒有人喜歡插隊到別人的前面。有時候,收銀員有能力區別出前後,並引導客人依順序結帳;也有些時候,收銀員忙不過來或不經心,客人不得不直接告訴插隊者,但這樣會有些緊張,不利於購物時的愉快氣氛。您是否發現到這個現象?」

 

店長第一次聽到客人類似的反應,除了致謝,並表示會提醒員工,進而考慮在店內規劃適當的結帳動線…解決問題的創意出現了!

一個富而有禮的社會,是確認每一個個體的主體性都能夠完全地發揮,並確保每一個個體都享有不受侵犯的尊嚴。客人需要店長協助維持秩序,人民也需要國家協助處 理國防、關稅、移民等對外事項;當客人感受到不方便時,店家自然失去競爭力;當人民感受不到公權力的尊重時,政府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正當性。

        民主不是只有選票,更是在大小事上履行尊重自己、尊重他人的權利與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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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達林說:「死亡解決一切問題!沒有人,問題也就沒有了。」

       史達林解決問題的手段是屠殺菁英(科學家、教師、醫師、傳教士、作家、畫家),屠殺菁英的目的是要徹底破壞原有社會制度。這些事,發生在1940年的愛沙尼亞,也發生在1947年的台灣。


       新世代的台灣人很難想像228大屠殺與白色恐怖的畫面,而新世代的中國人就更不用說了,他們可能根本就不曾聽說過北京的天安門事件…國共兩黨的「中國人」,從來不曾有心胸與勇氣面對自己的濫權與侵權,於是:在蔣介石口中的共匪那邊,黨權高於一切,誰有黨權,誰就是皇帝;在毛澤東口中的蔣幫這邊,每天都緬懷黨政軍一體的炎黃子孫的傳承,至今霸佔國家資源的黨產,說什麼也不肯交出來。


自由是天賦人權,但獨裁者常無稽的自封天命君主,共匪蔣幫,同一個專制集權的母胎,人權不再是天賦,人權只能由他們施捨。當獨裁者假借「戒嚴」縮限人民行動、箝制人民思想,挾司法、情治、軍隊以鎮壓人們的反抗時,除了行動,說什麼都沒有用。鄭南榕明白即使說破一張嘴,也無可能突顯「生命誠可貴,自由價更高」的真諦。

    

一則寓言故事…

一隻狼,瞧見一隻落單的小羊,狼吃小羊之前,決定先找個理由,向小羊證明自己有吃牠的權利。

狼說:「小鬼。你去年曾經痛罵過我。」

小羊可憐地說:「老實說,去年,我還未出生呢。」

狼再說:「你在我的草原上吃過草。」

小羊回答說:「不,先生,我還不曾嚐過草的滋味呢。」

狼又說:「你喝過我井裡的水。」

小羊叫道:「不,我沒喝過水,因為直到現在,我全是吃著母親的奶汁。」

狼一聽這話,便抓住小羊說:「好,即使你駁倒每一句話,我終究要吃晚餐的。」

暴君總有他施暴的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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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賞「拒絕中時運動」洪貞玲篇。

       
        台大新聞所教授洪貞玲在影片中提到了一個重要觀念:所謂的新聞自由,指的不是報老闆的新聞自由,而是記者編輯與採寫的自由,否則,就會像蔡衍明開除中時總編輯夏珍,只因為他說陳雲林
C咖。


以前是國民黨洗台灣人的腦,現在連中國都插上一腳,隨時可以透過媒體入島、入戶、入心,明目張膽地赤化台灣。事實上,台灣目前失去的不只是新聞自由,即便為人民發聲、為人民監督行政權的立法委員,也早已經淪為行政院立法局。當初,國民黨引以自豪的不分區弱勢團體立委,在這一次美牛與禽流感的爭議中,也消失不見蹤影,這些人想在國民黨列寧式的體制中,堅持自己的理想與主體性,不過是痴人說夢罷了!

台灣的問題正是我們有一個失智低能,並且從過去到現在,長期欺瞞壓制 人民權益和福祉的蘇維埃式國民黨政府。這個政府教育人民以成敗論英雄,這就像我們的媒體在報導籃球比賽時,很容易、也很喜歡讓國人掉入成王敗寇的情緒裡。 當大家在情緒中檢討輸贏戰略時,很自然就忘了比賽規則、裁判執法是否公平。同樣的情事也出現在這一次的總統大選,勝選方的媒體煞有其事地幫敗選的一方檢討,而敗選的陣營也糊里糊塗地隨之起舞,但就是鮮少有人檢討這次大選是否符合公平正義原則。

        堅持個人主體性與不受侵犯的尊嚴,建立在對人權的絕對保障與絕對尊重,又同時對公權力有絕對的限制。在這裡,每一個人都可以做他的最真,也允許別人做他的最真;每一個人都可以享受到受人尊重的權利,同時也做得到尊重他人的義務。理想國度的實現,來自大家都已經懂得「尊重」的價值。



後記:

台灣勞工陣線聯盟秘書長孫友聯長期投入台灣勞工運動,對勞工權益之推展,作出許多貢獻,更在許多重要的社會議題上,立於弱勢者的立場,發出正義之聲,在台灣社運界受到普遍肯定。秘書長針對「媒體作為公器,不應該被這樣子濫用 」,提出葡萄牙康乃馨革命的一句警示語:「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一種義務。」同時強烈提醒「當某人基於一己之私,而去操縱媒體的視聽,他已經慢慢地在侵蝕這個社會的民主」,他呼籲大家必須正視台灣目前所正日益惡化的媒體工具化現象,並積極挺身對抗。


 黑人世界反殖民論述最有名的法農(Frantz Fanon)在《受詛咒的大地(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一書中說:每一個世代的人都必須在混沌當中去找到他們這世代的使命,他們或去完成或背叛(each generation must, out of relative obscurity, discover its mission, fulfill it or betray it.)。夢想,就是做自己的最真,不在乎路遙,不怕誘惑,找到本心,本自俱足,對苦難就只有同體大悲,真情自然流露。

 

法農1952年 出版的經典名著《黑皮膚,白面具》,講述了被殖民者最深沉的痛楚。他以充滿悲情而又冷靜的筆觸,訴說著黑人如何在殖民主義中失去他的主體性,直到他的身 體、慾望和行為完全向白人世界臣服。黑人開始宿命地相信黑人是落後的、愚昧的、野蠻的,白人才是進化的文明人,白人世界才是真正的世界,每個黑人在靈魂深 處都渴望將自己提升到白人的位階,一心求取白人的認可,以證明自身的存在及價值。因為,詮釋的權利只掌握在白人手中。他沉痛地指出:「白人文明、歐洲文化,在黑人身上強加了一種存在的先天偏差…黑人的心靈,其實更是白人的建構」

 

因為白人的優勢權力位置把黑人化約到膚色的生物層次來對待,長期主從關係下,黑人失去了主體性,渴望「漂白」變成被殖民者最扭曲的悲哀,它對人性尊嚴的傷害非常深,當初佔臺灣人口絕對多數的平埔族在「漢化」的過程中,一個個冠上了漢人的姓,一個個將自己祖父母的墓碑原籍鐫刻上了廣東、福建,最悲哀的是身為平埔族卻不知,不但看不起姓潘姓哀姓萬的平埔族,還自以為是客家人、 福佬人,其實只是精通客家話、福佬話的平埔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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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我這個老芋仔說台語,蕃薯朋友們都會聽得哈哈笑?彷彿無論說的標不標準都不是問題,只要願意說,芋仔、蕃薯就可以打成一片;反之,當有些台灣人說的是台灣國語時,就往往會自慚形穢,覺得自己矮人一節。這個情形,就好像是自己在老外面前說英文,總會嫌自己的發音不夠標準,反而聽見老外說華語時,即使荒腔走調,也會覺得老外很可愛。感覺這其中似有出身高低之分別,似乎台灣人在殖民統治陰影下,不得不討好、取悅外省人。如果推論屬實,台灣人真是受盡了委屈。

 

龍應台把外省人形容成台灣的失聲者、弱勢者,馬英九說外省人是脫不掉的原罪,郝柏村說沒有戒嚴哪來民主,希特勒說沒有蓋世太保與黨衛軍哪來今天德國的民主!

 

當台灣人長期被壓制的聲音出現時,這些人卻裝可憐、哭喊外省人的歷史記憶被抹掉了。然而,台灣的教育、媒體、戲劇和政治、經濟的特權,至今仍握在這些人的手上,而台灣社會的種種優勢,他們更沒有缺席。這群既得利益者,只會說些顛倒、矯情得令人吃驚的言論。


默想:當初國民黨佔領台灣,逼迫佔多數人口的台灣人放棄母語,學習佔台灣人口少數的華語。為什麼不是反過來,讓佔台灣人口少數的外省人學習台語呢?當然,國民黨如果有此胸襟、如此體恤在地人,也就不至於流亡台灣了。


想到這裡,更有一個體悟:下次再說台語時,謹記以謙卑的心態學習,謹記台灣人曾經遭受到的屈辱,謹記感恩台灣人對外省族群的含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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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邊有許多深藍朋友,他們多已退休,小孩也長大了,衣食無缺,日子過得很安逸。日前,與深藍友人談到了世間公義。朋友關心的是殘障與孤兒,他準備按月捐款給慈善機構,她的太太則加入了慈濟志工行列。據我所知,很多泛藍朋友都有著類似的情感出口,但對現今的憲政結構與民主發展卻始終保持沈默。


日前參訪基督教長老教會,當黃哲彥牧師談到佛教時,肯定慈濟對災民的照顧,但也希望佛教能多關心台灣民主的發展。言下之意,也就是時下「你丟我撿」式的慈善事業只能治標,並未真正觸及到社會問題的核心。牧師語重心長的一番話,改變了我對「長老教會」的既定印象。


在台灣,一般人談到宗教,總脫離不了「佛教與世無爭」、「激進台獨的基督教長老教會」、「民間信仰很迷信、很低俗」等印象。這就好像想到台灣人就是赤腳卑微、吃檳榔、啃甘庶,而在媒體上有地位、有學問、有氣質能說話(「國語」)的都是外來的族群。


這是怎麼一回事,莫非國民黨的黑手也伸進了啟發人類智慧的宗教裡?

 

國民黨流亡台灣,除了帶來百萬外來族群與統治階層的軍政大員,也有一批親國民黨的中國和尚所組成的「中佛會」跟著遷台。日據時期的台灣,僧侶住持的佛寺不多,且與當時的政治、權力並沒有什麼關連。


50年前,李岳勳先生研究禪,被情治當局取締,理由是「禪屬日本宗教」。這些情治人員為了「去日本化」、「去臺灣化」,對於與臺灣人生命力有關的「禪」有著極大的疑懼!


伴隨著戒嚴與白色恐怖,國民黨全面壓制本土佛教,凡寺院、佛堂人員須接受「中佛會」公開的傳戒儀式才能擔任主持,當國民黨控制了傳戒權,台灣佛教自此全面「中國化」。


師大莊萬壽教授在《台灣文化困境與國民意識建構之芻議》一文中,談到了佛教在台灣發展的亂象…

「1967年,一位隨軍而來的江蘇和尚,買下高雄大樹的大片山坡,捷足先登建立他佛光山的王國。同時有一位本土的尼師在東部一步一腳印的耕耘,亦創立她的慈濟功德會的世界。」


「1987年解嚴,恢復了寺院傳戒之權,揭開了各宗教門派,各顯神通的序幕。所謂『四大道場』即繼證嚴的慈濟、星雲的佛光山後,又出現了聖嚴的法鼓山和惟覺的中台禪寺。這兩位軍人出身的禪修者因緣際會,得以交通王侯,若陳履安等名流的學禪,再經媒體的吹噓,幾乎一夜之間名滿天下。」


「隨國民黨軍來台幾位大師,遠的不說,在近二、三十年中在高壓的戒嚴年代,基本上完全是站在統治者利益,何曾關懷過台灣人民與土地的永續發展?在國民黨本土化之後,舊勢力更需要這幾位大師來「作之君,作之師」,左右政局,引導價值。尤其他們手中擁有少則數十萬,多則百萬的信徒,所有黨派的政治人物又能奈何我?所有台灣派的政治人物幾乎全被這些教閥制肘拴住。就這樣挾信徒以號令天下,台灣人只能俯首貼耳,唯命是從。」


「當大興土木,廣闢許多分院之時,這些教閥對水土的破壞,對山林之砍伐,非尋常小廟神壇可比,惟覺萬里竊佔公有山林建靈泉寺在先,又不顧專家反對建亞洲最大禪寺在後,而佛光山買遊憩的山林地大蓋違章大廈,用公用墓地建靈骨塔圖利,大量信徒遊客垃圾對高屏溪的污染老早不是新聞。而法鼓山亦不讓中台專美,佔地60甲,以12億建大寺院。不斷的搶土地,不斷的要發展,台灣大地因有佛陀而哭泣了。」


40年前,李岳勳在其所著《禪在台灣》一書中,早已預知台灣佛教的困境…

「學禪並不是要成為職業宗教家,而是在具備一個無我的人格去做無私的生活行為。但是中國禪宗的傾向,『學禪』却變成要成為職業宗教家、取得政權的庇護、受人尊敬、逃避社會義務的手段。」


李岳勳心中的「人格者」,不必披剃穿袈裟,也不必戴冠穿袍,然其思想見解早已擺脫了時代看待事物的框架;他富於批判思惟,敢向任何權威或威權挑戰;他不求名利或聞達,也不畏權勢。李岳勳心中的「禪在台灣」,遍地蟬殼,隨便撿一個,耳畔搖一搖,活在的蟬就會透經遍地的蟬殼奏鳴出來。基督教長老教會的高俊明牧師做到了,他對台灣的奉獻遠非這些空有名位的「大師」所能及。我在他身上看見了:台灣人不會說教,因為在他們而言,作一頭水牯牛的生活全部就是「現身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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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首爆H5N2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農委會卻隱匿疫情近70天,才在今天證實有此事,但傳出疫情的彰化蛋雞場,估計在這段期間已有約200萬顆問題蛋流入市面。


70天前,正是總統大選競選期間,總統的選票,顯然比國人健康來得重要。潘朵拉的盒子打開了!其中,689萬投的支持者,投票時除了含淚、含恨、含血,肚子裡還有可能裝著流感病毒。


在台灣,只有公民記者李惠仁願意對這個議題下功夫,甚至傾家蕩產拍出紀錄片《不能戳的秘密》揭露疫情,雖有80萬人觀賞過這部影片,但官員仍然無動於衷。處於劣勢的記者,其實只要能在適當時機一語道破、提出尖銳的問題,就可能將局勢扭轉過來

 

在美牛瘦肉精的議題上,終於在第三次會議中盼到有良知的與會專家學者,聽到尖銳且一語道破的提問。例如:

l   「萊克多巴胺」到底是藥還是飼料添加劑?

l   每公斤肉品瘦肉精殘留量不得超過10毫克標準,是建立在樣本僅有6位成年西方男性人的人體實驗結果,無法有效推估到女性、嬰兒、老人、各類病患上。

l   6人實驗」不僅在實驗完成前就跑掉1人,連什麼原因跑掉都不知道,甚至連整個實驗設計、參數選擇都有問題,實驗結果與推估結論差距過遠,不應以該實驗結果,作為評估是否開放瘦肉精美牛的依據。

l   確實沒有研究指出有消費者食用含萊克多巴胺肉品後,出現中毒或是其他副作用;但從另一方面來看,也沒有任何研究顯示其具有長期性安全。


官僚善於利用記者對病毒專業知識的不足,矇騙過關;官僚喜歡對地方記者「曉以大義」,教他們不要當數千億產業崩盤的罪人;官僚更精於以研究計畫經費,迫使研究禽流感的學者噤聲不語。只不過這一次,官僚們踢到了鐵板,公民力量迫使他們收斂起囂張跋扈的臉孔,不得不推翻、修正部分第2次美牛會議的結論,不得不承認延誤了禽流感防疫時機。


原本有機會遏阻的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已在鄉間、田野不斷交換基因,進而「在地化」,而早就應該「在地化」的國民黨,卻仍在和遠親中國勾勾纏,始終不願意承認台灣是她的母親。


後記:

早在去年7月就完成紀錄片《不能戳的秘密》,揭露防檢局官員隱匿高病原性禽流感疫情的導演李惠仁今日指出,他今天一整天接到不少雞農朋友的電話,每位雞農都擔心雞肉跟雞蛋會因此滯銷;他認為高病原疫情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農委會官員不作為、廢弛職務造成的,政府應為此賠償雞農的損失。農委會官員不能只是呼籲消費者將雞肉、雞蛋煮熟就沒事,這樣太不負責任,應該有更積極的作為,協助雞農度過難關。


對於防檢局長許天來辭職下台一事,李惠仁認為,許天來現在是負了政治責任,但他還須面對監察院的調查,同時還有刑事責任要追究。李惠仁早在201112 28日向台北地檢署告發防檢局長許天來、副局長黃國清、防檢局動物防疫組長邱垂章、承辦人員楊文淵4人瀆職。李惠仁說,今年116日,他已收到通知,地檢署已展開調查。

 在禽流感疫情已引起社會大眾關切之際,李惠仁也呼籲台北地檢署,儘快公布調查結果。(03-04-2012劉桂蘭)


 此回農委會宣佈高病原性禽流感疫情的關鍵,除驗出多個鹼性氨基酸毒株外,應是後來台南養雞場的疫情出現高死亡率,至此,疫情已無可隱瞞,同時也符合自己所定新的認定標準,才決定公開宣佈。(03-04-2012鄭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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