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日期文章:20120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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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幫老闆圓圓場也是無可厚非,只要堂堂正正勉力而 為,外人又有什麼資格對我們指指點點?我以前也是這樣想的。主管叫你寫編業,最初覺得無法接受,抗議無效後,就想啊煩透了每天被唸唸唸,快點寫完交差,然後快點回到正常的採訪。接下來看到報社經營困難,就慢慢也這麼想,報社這麼困難,幫忙做一點編業也是應該的,更何況只有報社還能生存,我也才能繼續當記者 實現理想啊
….當最初的想像被動搖時,連自己也無從察覺,然後就這樣一點、那樣一點,到最後不論是記者本身、或是媒體環境,都退讓到如今如此不堪的情境。最可怕的是,我們的記者們也變成比什麼行業都無聲、且順從的員工。」

朱淑娟記者為何需要為老闆的言行辯護》一文,略有所感。常想:
如果沒有認識善知識,今天的我會漂流何方,誰又能幫忙指點迷津?
如果失去這一批有良心的新聞從業人員,正確的報導將從何得知?
如果沒有這一群呼喚本土意識的前輩,台灣今天會在哪裡?
如果沒有爭取民主自由的烈士,台灣今天又將是何種面貌?

世間的顛倒妄想遍處,一則打人的事件竟然變成全民運動,該監督的、該 公評的公共政策、司法正義竟全都消失了,即便是最基本的尊重公民素養也蕩然無存。實在不得不懷疑這背後有著一雙操弄議題的黑手,藉此讓大家轉移注意力,好讓見不得人的法案暗渡陳倉,讓不得民心的政策移花接木。

放任一個個不專業的行政法官在判案,讓行政法院稅務爭訟人民勝訴率不到10%,其他先進國家至少50%,渾然不覺臺灣人對止訟息紛多麼沒出路!

北歐國家租稅負擔比例高到50趴,國民還是心甘情願地繳。台灣從財政部長王建煊時代的19趴,降到現在的10趴租稅負擔比例歐美各國都將證券交易所得併入個人綜合所得,並採累進稅率徵收,臺灣卻證券交易所得免稅,財產交易所得占綜所稅收不及0.4%,馬英九還全力護航,不惜公然一再撒謊,諉稱「有錢人已繳較多的稅」。

在心亂的時候,在無力感的時候,我要跟誰親近?
當國家面臨潰散的時候,國民應該跟什麼樣的價值站在一起?

       

民主應該是最後一道防線,而民主的常識教育已迫在眉睫。唯有呼喚人們親近善知識,呼喚人民和民主站在一起,才不會讓台灣價值在自己的手上流失,才不會讓讓台灣母親再次流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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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天,拜讀了成大教授王金壽發表的《司法獨立與民主可問責性》等相關文章,教授的文章淺白易懂,對一位不是相關科系的外行人而言,也能對當前司法制度的發展與所遭遇的困境略知一二。
 
然而,在準備為當今司法改革投注一份心力之前,必須先瞭解台灣司法的環境與歷史,瞭解當初為何有許多司法官急於建立獨立的司法制度,茲分享整理心得如後:
 
現今司法迫害多承襲過去戒嚴時代,國民黨對司法院和法務部等司法體系的控制。在那個白色恐怖的年代,它只對皇帝式的老闆負責,司法毫無獨立性可言。
 
司法在國民黨的威權體制中有幾項重要功能: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功能,透過戒嚴令來合法它的戒嚴體制;第二,利用司法來打壓反對人士。例如:當年美麗島大審的軍事檢察官林輝煌,他在法庭上將高雄事件定調為「以暴引鎮,鎮而益暴」,又編造被告們訂有「長短程奪權計劃」。一則單純的言論自由與公共秩序爭議,卻用「非法顛覆政府且著手實行」的重罪加以起訴,扼殺民主運動火苗。
 
除此之外,為了讓地方派系接受命令,國民黨必須有一套暴力或處罰機制,當地方派系或政治人物要反叛時,給與必要打擊和處罰,而司法是國民黨可以動員、做為暴 力機制的一個重要工具。反之,司法對國民黨的另一個用處,就是保護這些地方派系,讓他們免受司法單位的調查起訴,當發生貪污、超貸或買票等不法情事時,藉 由司法保護傘收買地方派系,從此,「黑金政治」也就和國民黨劃上了等號。
 
 國民黨為了操控司法體系,一方面從案件操縱下手,將特定類型的案件,分配給特定的檢察官及法官偵辦、審判。例如:各 法院院長可以決定將一些重要的案件,特別是牽涉到政治敏感度或是貪污腐敗的案件,分配給他信任的法官。只要這些審判重要案件的法官是院長所信任,有時院長 根本不用任何指示,這些法官就會揣摩上意辦案。有時候,在院長決定案件分配之前,一些法官為了爭取重要的案件,還得賄賂院長,然後這些法官再經由這些案件收取賄賂。
 
另一個危害司法獨立的關鍵是人事操縱,而控制司法官人事,其實是也為了控制案件,兩者相輔相成。人事操縱主要以兩個方式來控制和影響司法人員。一個是任命的過程,另一種是司法體系內部的馴化。
 
司法官的任命方式,決定了司法權力來源的正當性。在戒嚴時期,司法人員的任命,只要能通過司法人員的考試和訓練,就可以被分配為法官或檢察官。稍有「反國民黨」意識的考生(除非隱藏得很好)幾乎不可能通過考試。司法訓練所也經常更改學生成績來操縱學生的分發。在戒嚴時期,司訓所甚至調用一些情治單位的人員,來監視和調查受訓學生。
 
國民黨在戒嚴時期,對司法人員的升遷控制相當成功。幾乎所有佔據司法體系重要職位的人員都是國民黨籍。有些司法高層人員,如前司法院副院長洪壽南還特別感謝國民黨對他的栽培,有時候,司法人員還得加入國民黨以求得升遷。其中,有一位司法人員在幫國民黨解決一件政治司法案件後,在司法院一位高層擔任介紹人之下加入國民黨,因而被擢升為地檢署檢察長。
 
即使到了台灣民主化初期,台灣的司法體系還是有一套清楚的「升遷圖」。在都市的法院比在農業地區的好,北部比南部好,本島比外島好,西部比東部好。一般來說,台北地院是許多法官積極爭取進入的法院。
 
台灣司法體系的階級化,相當嚴重。以法官為例:一個剛出司訓所的法官,經常被分配到農業區的法院,他/她首先必須經過兩次的「考核」,才能由「候補」法官晉 升為「試署」法官和「實任」法官。接著,他們開始「想辦法」調至較好(較大、都市地區)的法院,目標是升為地方法院的庭長或是高等法院的法官,最後則進一 步擔任法院院長或是高等法院庭長。
 
一個法官要升遷,必須得到院長的推薦。這些院長也對法官打考績,而考績會影響法官的年終獎金和升遷。資歷深淺(司訓所期別)在「升官圖」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所以,有一些改革派的法官認為:「升遷圖是司法獨立的天敵」
 
雖然,法官的終生職保障是維持司法獨立的一個重要機制,但階級化卻阻礙了司法獨立。只要有升遷機制,法官的審判就可能會受到影響,法官可能以表現「不獨立」的方式,來尋求升遷的可能性。
 
在這段時期,出現了幾個有名的司法官改革抗爭事件,這幾個抗爭事件有一些共同點。首先,所有的改革行動都失敗。二、參與改革行動者,都是相當年輕的檢察官和法官,剛進入司法體系不久,還沒有完全被這體制馴化。三、參與改革行動者後來不是遭受處罰,就是被迫辭職離開司法體系。
 
1989111日的清晨,新竹地檢署檢察官高新武,逮捕了吳天惠和他的妻子蘇岡吳天惠當時是負責司法人員操守的司法院第四廳廳長,而蘇岡則是律師。他們兩人被指控行賄和貪污,他們要影響當時新竹地檢另一名檢察官陳松棟所負責的一件案子。即使陳松棟已經數次明確拒絕他們的賄賂和關說,他們還是持續的騷擾陳松棟,並強迫他接受賄賂。蘇岡還曾說過:「不相信有司法官不收錢」。可悲的是,這一句話確實反映了當時的司法界。一名受訪者表示在戒嚴時期,可能有高達80%的檢察官和法官收賄。他說他親眼目睹一位律師將賄賂的錢,放進同在一大辦公室的另一名檢察官的抽屜裡。
 
陳松棟將這件事告訴了高新武高新武在考慮了幾天之後,決定在沒知會檢察長的情況下,逮捕吳天惠蘇岡檢察體系曾經阻撓高新武的調查,但他終究還是起訴吳天惠蘇岡。而這期間,也傳出當時新竹法院院長黃金瑞嘗試要介入此案。最後,吳天惠一審被判無罪。四名新竹法院的法官和一名檢察官立即辭職抗議,再過一天,三名協助偵辦此案的調查員也辭職抗議。三個月之後,高新武被迫辭職。
 
司法行政體系另一個干涉案件的方法是:「送閱制度」。凡是尚未取得正式資格的「試署」和「候補」法官審判的案子在宣判「之前」,必須將裁判書先送給院長審閱。這是院長介入審判的方式之一。司法院對此制度有各種貽笑大方的理由,其中一個是:他們要確認裁判書中沒有錯別字。
 
1991年,台南地方法院年輕法官謝說容在某一庭長的建議下,秘密錄下院長嘗試介入她所審判的一件案件。謝說容不僅拒絕這樣的干涉,錄音內容也外洩給媒體。謝說容和建議她秘密錄音的庭長,後來都遭受司法院的處罰。但是在媒體壓力之下,司法院不得不修改送閱制度:在宣判「之後」,才需要將裁判書送給院長審閱。這個事後送閱制度,在1995年台中改革派法官的抗爭下才廢除。
 
所有的抗爭事件,在當時都受到媒體的大量報導,不僅一般社會大眾,還有許多法官和檢察官都受到這些事件的啟蒙,雖然如此,司法體系在整個台灣社會中仍是相對的保守。1980年代,當台灣政治和社會開始轉型時,社會各個層面,如環保、學生和勞工等都開始出現改革運動,但司法體系卻文風不動,幾乎感覺不到這股社會風潮。直到1993年底,由台中地院改革派法官發動改革之後,司法體系才有了實質的進步。
 
在戒嚴時期,國民黨幾乎完全操控司法體系,少有如此醒目的司法抗爭事件!抗爭事件顯示出台灣民主化之後,國民黨已經無法完全操控司法體制,體制內的法官和檢察官已逐漸要爭取司法獨立空間。
 
當要求司法獨立已成為全民共識時,我們卻發現由改革派法官所推動的參選人審會委員選舉,其主要訴求只是司法內部的民主,而不是廣泛定義下的民主。簡單地說,就是只有法官才有權力選出這些人審會委員。如此一來,無可避免地衍伸出另一個民主政治的議題:「誰來監督?」
 
雖 然案件分配和人審會的改革相當成功,但法院人事結構並沒有徹底改變;參與改革的法官和支持者,絕大部分還留在地方法院。依「升遷圖」擢用的高等法院和最高 法院的法官,注定對改革一事興趣缺缺。除此之外,司法權和行政權、立法權的關係,也沒有多大的改變,立法院還是沒有多大的司法人事審查權。
 
很 少有民主國家,像台灣一樣採取缺乏民主監督的獨立制度。台灣法官的任命相當簡單且具有終身職,而其升遷、調動等幾乎不受民主政治的影響。事實上,整個司法 院除了大法官之外,沒有任何法官受過民主政治的考核和檢驗,他們對民主的概念相當模糊。一個封閉的系統,一個沒有民意基礎的法官任命,就會造就出不食人間 煙火的恐龍法官。最後,司法獨立和偵查不公開,反而造就一大部分司法人員逃避民主監督的藉口。
 
如何確保一個獨立行使職權的法官、檢察官不會濫權?
一個獨立的司法體制如何回應民主政治和社會的要求?
怎樣的民主監督,才不會妨害司法的獨立呢?
 
這真是個讓人頭疼的兩難問題。然而,一個可長可久的制度必須建立在對民主政治的信心上,如果沒有信心,就會像環保團體為求自身的獨立性,一味將同樣關心環保 的政黨排除在外。今天,司法內部的人事制度「民主」了,但那仍是一個排外的小圈圈,既無法被監督,也無法與民意結合。同樣的,民間版的《法官法》,一開始 草擬也沒有將律師(法律專業)以外的民意納入,它不過是將圈圈畫大一些,但仍舊是圈內人自己在玩的遊戲,無法與圈外的民意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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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修小組分享時,孔萍師姐談到她因為清楚國民黨的不公不義而義憤填膺,但因為無法喚醒親朋好友而為此感覺沈重。聽到的不是消沈,而是謹記歷史的悲情,以及那讓自己保持清醒的憤怒,這正是行動力的源頭。

義憤的英文字righteous indignation,意思是「守護生命的尊嚴與榮耀,不使失去公平正義」。統治階層的貪腐集權,侵犯了一般民眾的幸福權、自由權。英文的表達就是Indignation at injustice, as well as such qualities as being lively, energetic and full of life.

200271日生效的《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Rome Statute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針對人性尊嚴及其嚴重的侵犯與凌辱的眾多行為構成的事實。…或是出於政府的政策,或是實施了一系列被政府允許的暴行。如針對民眾實施的謀殺,種族滅絕,酷刑,強姦,政治性的、種族性的或宗教性的迫害,以及其他非人道的行為」界定為「危害人類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面對「危害人類罪」,最正常的反應就是義憤(righteous indignation)

 

迫不及待地想要分享,是因為對台灣這塊土地有感情;而願意開口說,也是因為和對方有感情,不忍對方繼續無明下去。然而,說話首重氣氛,一個適合雙方深談的氣氛,必定是建立在相信因緣,相信每一個人都希望知道真相,也必定是建立在柔軟語上。

回首十年來,師雖深知弟子「認賊作父」者眾,但始終不曾輕啟敏感的「政治」話題。師一直在等弟子準備好接受歷史真相的衝撞,等待弟子願意交出那個偌大的「我」,等待一個個弱不經風的民主小火苗旺盛起來。

這一年,我們汲取了許多民主養分,也都長大了一點點!民主小尖兵沒有理由消沈,更沒有理由說對方怎麼都不受教;我只能問自己有沒有師的心量去含容世間一切苦噩,只能問自己有沒有師的智慧以引導眾生。當這樣問的時候,我只能謙虛,只能不斷地鍛鍊善說法的能力,只能時時刻刻回觀自己身口意的迴向。在意迴向就是愛,如果不是出自愛與不忍眾生苦的公平正義,所做所說不過是情緒性的發洩罷了!

我們都長大了,也希望每一個和我們親近的人都覺得我們長大了,唯有如此,我們才是一頭有定力、視野和行動力的領頭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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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書豪談到打球低潮的那一段日子,心情隨著成績好壞而起伏著,甚至一度想要放棄,直到他找到為主而戰,找到一切都是為了榮耀主的信仰

林書豪就是我,也是每一位走在真理道路上的行者。當我們對外傳法、當我們對外宣揚普世價值、當我們揭發不公不義時,我們必須經常回過頭來自省,所做一切,是為了發洩衝動、滿足我慢,還是見證法身?

當有所求出現時,我們會沮喪、會消沈,我們會對別人的抗拒升起煩惱,那是因為我們只看到自己,沒有看到世間;把苦因推給別人,而沒看到苦因是在「世間有別人」。

當初,林書豪的母親吳信信讓孩子打籃球,曾經遭受到街坊鄰居的質疑與不諒解,她們誤以為太太放任孩子打球而輕忽唸書這件事。但她信仰堅定,始終不為所動,堅持讓孩子充分發揮自己的興趣與所長,而這也是華人世界少有的教育格局。當我們在揭發不公不義時,也會接受到他人的挑戰、嘻笑、嘲諷,甚至將我們歸類於政治狂熱的團體。我們能不動心嗎?我們依然能夠堅持地走下去嗎?

林書豪進入哈佛大學以後,鄰居們的態度開始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紛紛求教吳信信說:「她們的孩子要練習何種運動,才能進入哈佛大學?」世間就是如此顛倒、如此現實,如此喜歡以成敗論英雄。

       

路就是走!然而,走這一條路,不是為了得到世間的掌聲,也不是為了心中的正義得到伸張。一切身語意對準天地,以六度三箴校正,以少苦離苦為行動指標,只要是正見具足,只要是法身示現,相信會有這麼一天,人們會開始親近我們,問起什麼是不公不義,關心如何才能建立公平正義的國家我,不可能吸引人們,會吸引人們的永遠是法身。


六度:單純、謙虛、認真、主動、由衷、浪漫

三箴:幫助彼此建立信心;榮耀彼此,分享喜樂;柔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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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過電影《鐵達尼號》(
Titanic)的人,當走出電影院,盤旋於腦海中的或許不是男女主角纏綿悱惻的愛情,而是在甲板上演奏「Nearer My God To Thee」的4人小樂團。就在大家忙於逃命之時,他們以優美的詩歌琴音撫慰慌亂失魂的人們,他們是整艘船上最安定的力量,是中流砥柱,也是動中的不動點。

在真實的故事中,樂隊領班亨利.哈特利和其他的樂手,其實是受到乘客約翰.侯伯牧師(Rev. John Harper)的精神感召。牧師在知道船即將沈沒之際,便召集了船上的基督徒一起禱告,大家手拉手圍成一圈聆聽牧師的佈道。牧師要基督徒將求生設備讓給尚未信基督的人們,因為他們尚未得救,他們需要活著聽聞福音。

樂隊領班為此深受感動,遂自願加入傳福音行列,為這群基督徒伴奏。大家一起唱著讚美詩歌「願與我主更親 Nearer My God To Thee」,莊嚴的詩歌感動了船上的其他乘客,大家秩序井然的接受船上工作人員安排,讓婦女兒童先登上救生艇…直到海水把這些基督徒與樂師的生命和歌聲,一起帶進大西洋底。

不少乘客的屍體未能尋回,他們很有可能被困在船艙內活活淹死。據統計頭等、二等和三等艙內成年男子的獲救率分別為33%8% 16%

未來4年,總統將帶領台灣2300萬人,浩浩蕩蕩地登上中國這一艘大船,只不過掌舵的不再是台灣人,而是中國共產黨。當我們從歷史的長河看中國時,必須認知共產體制必將瓦解,而看似「大國崛起」的經濟也一定逃不掉泡沫化的命運。就在不久的將來,動盪的中國經濟體系終將和鐵達尼號一樣沈沒海底。

船沈的時候,您在哪裡?頭等、二等還是三等艙內?

        牧師、樂師與基督徒
這群人,在最危險、最慌亂的時刻,選擇了服侍主耶穌基督,選擇了成全眾生,讓眾生都有得永生的機會。在台灣,也有一群人始終堅持著「台灣意識」的主體性,他們鼓吹大家參與政治,因為他們相信政治就是一種最強而有力的公民行動,他們相信唯有全民關心政治,才有可能讓政治清明,才有可能讓民主長存,也才不會將自己命運交付在貪嗔癡的手上。

        有信仰的人,就會做出不一樣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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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在敗選之後,對台灣是否能成為一個正常國家感到遙遙無期,話語間滿是失望和沮喪的神情。事實上,挫折或不公不義也是我的一部份,它就像身體裡生病的器官。當我們抗拒生病的器官時,我們就不可能是真正地愛這個身體,也不可能讓身體發揮它的智慧以自我療癒。

真正有信仰的人,一定跟嘰哩咕一樣單純!

嘰哩咕,小不點,這麼小的一個孩子,他能夠做大人所不能做的事。智者爺爺說:「就是因為你這麼小,才方便做別人做不來的事情」。嘰哩咕經歷了很多誤會,他幫助村民解決了很多問題,但村民並沒有感謝他,甚至小孩子也都跟他保持距離,不信任他。當他救了小孩子後,小孩子才開始歌頌他,但也不是完全的信任他。面對這樣的對待,他都無所謂。嘰哩咕就這麼單純,用一顆很單純的心去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我們都是嘰哩咕,我們都有一顆和嘰哩咕同樣的赤子之心,也唯有這一顆單純、主動的心,才有可能破解國民黨對台灣施放60年的魔咒。

我們都是嘰哩咕,我們必須率先站出來喚醒全民意識,邀請大家認識不當黨產對民主制度的禍害、認識媒體忽悠自己責任為執政黨施脂抹粉、認識司法權為特定政黨服務的黨國不分,認識大總統監守自盜的憲政危機。

我們都是嘰哩咕,當嘰哩咕打擊不公不義時,從來不是為了一己之私,即便幫女巫拔刺,也是出於愛。唯有愛,唯有守護每個人的人權,才會讓台灣走出一黨獨大、國共聯合買票出賣臺灣民主的悲情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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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宮風雲》(
The West Wing)第2季第3集〈The Midterms〉裡有位虛構的廣播主持人珍娜·傑可絲Jenna Jacobs)博士,巴特勒總統在白宮私人宴會中就她的同性戀觀點作了一番口頭告誡。

實際上,傑可絲博士的原型,正是向以「反同性戀言論」著稱的廣播名嘴蘿拉·史萊辛潔­Laura Schlessinger)博士。

2000年,蘿拉·史萊辛潔在電視節目及網站上稱同性戀為生物的錯誤biological error),同性戀不可被公眾被接受及不可領養小孩。而影集裡傑可絲博士,既不是醫生,也不是心理學博士、社工博士、神學博士,而是英國文學博士,但她卻引用聖經「利末記-18-22-同性戀是令人厭惡的」來回應觀眾的叩應。傑可絲博士跟總統說:「同性戀是令人厭惡這句話不是她說的,是聖經說的。」將性偏好的選擇道德化、異端化,假借上帝之名,曲解聖經的真實義,公然散播不實信息,此一譁眾取寵的伎倆,正是統媒修理民進黨執政8年慘不忍睹的寫照。

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說政府貪腐,更有很多人譏笑民進黨走不出阿扁的陰影,然而,大部分的人根本不清楚阿扁犯了什麼罪,不清楚絕大部分民進黨官員早已獲判無罪。更令人難過的是,沒有人在乎司法的程序正義,也沒有人在乎特偵組違反偵察不公開與教唆偽證,大家只在乎自己是否和公權力、是否和優勢媒體的輿論站在同一方。

  鄉愿、無知的人文素養,寫不出尊重人權的劇本;懦弱、貪圖小利的社會風氣,拍不出大國格局的影集。當我們在譏笑的時候,我們笑的其實是自己;當我們在鼓掌叫好的時候,我們其實是鼓勵墮落。只要這個世間還有「欺瞞」與「加害」,所有遲來的正義,不過是一塊遮羞布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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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為自己開了一扇窗!
一 口氣在臉書上加入超過百位「台派」朋友,原本非常安靜的版面,竟一瞬間活絡起來。「台派」朋友分享的內容與「統派」大不相同,一邊是風花雪月、親子養生, 另一邊則是聲討不公不義與獨立建國的理想。「台派」朋友熱情、渴望表達,也很有創意,這一切或許跟長期受到壓迫的苦難有關,也是吃人夠夠的藍色世界難以想 像的。

一個台灣,兩個世界。地理上的台灣,以濁水溪為界;政治上的台灣,藍綠分庭抗禮;網路上的台灣,則呈現著「顧肚腹」與「顧佛祖」的價值差異。

 

是誰在製造台灣的苦難,群體之間為何會有如此大的差異?出路又在哪裡?思考這個問題時,想起週二共修新人提出的一個問題:「什麼是交出去?」

交出去,就是交出自己的罪,讓自己的罪透明;換句話說,就是接受自己還沒有足夠能量面對的苦,讓苦透明,讓自己的貪嗔癡透明。平心而論,我們並沒有真正的消化這個苦,沒有真正的讓貪瞋痴透明,我們還在包裝,因為包裝,所以無感;還在掩飾,因為掩飾,所以模糊焦點。得過且過,就沒有辦法找到真正的離苦之道、免罪之道。個人修為如此,國家更需要透過轉型正義來讓罪行透明。

        台灣承受了許多的苦難,但當初製造苦難的元兇,至今仍掌控著這個國家,仍掩飾著他的貪嗔癡,甚至收買媒體,透過文史教育洗腦、利誘、司法威脅、人事陞遷等種種手段,繼續分化著島內人民的情感,藍的越藍,綠的越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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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台北是什麼?  (未設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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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宮風雲The West Wing第一季第十三集影集中,萊德夫婦之子(13歲國中生)因其同性戀傾向而遭霸凌致死,進而促成《反仇恨法案》的簽署。白宮擔憂萊德夫婦會因不齒其子的同性戀傾向而不贊成該法案,遂­讓白宮新聞秘書C. J. Cregg先行瞭解狀況。


萊德夫婦原本贊成法案,但聽到新聞秘書說:「如果你出現在媒體前面,對令郎有同性戀傾向而表現出羞愧的樣子你們是否還支持總統?」萊德先生聽了之後,決意一改初衷,不再支持該法案。

萊德先生說:「法案沒有問題我 不懂的是這位總統,我投票給他,他怎能完全漠視同性戀者的權利?同性戀不准從軍、不准結婚、不准收養小孩、不得參加教育委員會。總統到底在幹什麼?我想知 道總統覺得身為我兒子的父母,我少了什麼,我的兒子缺少何種人格特質,所以不能從軍?我不是因為我的兒子是同性戀而羞愧,我羞愧的是我的政府」!

短短的2分 鐘對話,卻讓觀賞這部影片的自己澎湃不已!是什麼樣的國家,才有可能寫出這樣的劇本?是什麼樣的人民素養,才會讓普世價值高於一切?是什麼樣的信念,才會 讓人完全發揮其主體性?一個國家的強大,不一定展現在船堅砲利或國民高所得,但一部電影能呈現出那麼高的教育潛力,就看得出這個國家的不可侵犯。

中國人常說「百年樹人」。我們樹了什麼人?我們教育很封建,規定大家 用一綱一本的教材,幾十年不曾改過。學生死背答案、應付考試,老師更不知道教材內容是否為真(特別是歷史),不知不覺中,成了以偽造歷史幫統治者洗人民腦 的幫凶。這樣的教育,從未幫國家培育具獨立思考能力的人才,卻複製了一大堆甘受威權統治的奴才,所以才會全民為獨裁者哭得死去活來,就像北韓金正日的子民。

今天的台灣,只有孩子們尚未受到黨國體制的污染,也唯有鼓勵孩子們勇敢活出其主體性,鼓勵孩子們勇敢地去質疑教科書的真偽、去挑戰大人制訂的校規,同時謙虛地學習尊重他人,我們才有可能寫出這樣的劇本。好國好民來自好的教育,十年不算短,百年不算長,就從足下這一步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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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了首爾,感受到這個經過軍權統治之後的民主國家,有許多我們可以學習參考的地方,光是他們的保養品科技、綠化環保科技、飯店硬體設備、市鎮規劃市區街道的寬敞,在在令人眼睛為之一亮,多年前去了首爾N次,但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韓國更多面更深層處,真的值得處處叫囂民主的台灣參考!


讀完網友在臉書上的留言,心有所感。韓國在各方面,的確都已經走在台灣的前面,歸究其原因,應該是這個國家的人民,有勇於面對歷史真相的勇氣。

韓國的民主之路,走得不如想像中輕鬆,但也讓全世界見識到這個民族的強悍。1980518日,韓國光州發生了大規模的民主運動,但遭受到全斗煥將軍的武力鎮壓,平民與百姓死傷了許多人。事件之後,全斗煥作了總統,他下令禁止各種針對此一事件的輿論與出版品,並用一切辦法掩飾真相。

韓國人民,始終沒有放棄追求屠殺真相。直到1996228日,全斗煥盧泰愚16人終於被起訴。826日,全斗煥因「叛亂、內亂首惡罪」被判死刑,盧泰愚則因「叛亂、內亂主要任務從事罪」被判監禁226個月。至此,「光州事件」在法律上獲得了平反。

反觀,台灣歷經228大屠殺與白色恐怖,雖然確認了許多的受害者,卻始終沒有加害者,更不用說加害者在法律上的責任。我們只有息事寧人的賠償,我們只有國民黨政府心不甘情不願的口頭道歉,我們只有虛應故事的紀念日,我們也只能不停地「叫囂」民主,不停地要求政府還原真相。

        韓國人做到了,他們在傷痛中重新站起,而我們仍在原地內耗不已。沒有真相、沒有轉型正義,我們就不可能有韓國人的驕傲。台灣人,你能不生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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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女兒因為矯正牙齒而裝上了牙套,口腔裡突然多了異物,姊妹倆也開 始對舌頭、牙齒、咬合有了感覺。感覺,真是一件讓人困惑的事。沒有感冒鼻塞,就不會知道呼吸順暢比什麼都重要;身體健康,就以為可以隨意揮霍;享受自由, 就以為自由來得理所當然。人們追逐快感,卻又同時躲避痛苦。然而,無論追逐與逃避,為了方便自圓其說,於是發展出一套牢不可破的理論。

一年前的我,對自己的起心動念、對身邊人的身口意,比學法前敏感許 多,當時也誤以為這就是修行了。有一天,當人家問我對黨產的看法時,我雖然知道我的內心在抗拒,但仍舊不願多談,繼續規避此一敏感話題,並且為此發展出一 套理論~「宗教不應該和政治走得太近」,堅信這才是符應正統的主流意識。

宗教教導我們要將世間的苦難放在心上,我照做了,因為我對天災、環境破壞、空難、車禍、棄子、孤兒都很有感覺。雖然如此,我仍然不願碰觸敏感且具爭議性的政治議題,最明顯的例子就是228大屠殺以及族群對立。我認為這一切都是政治操弄,修行人只需管好自己的身口意,不應該涉入俗事紛爭。

「我」不想承擔太多煩惱,也很善於揀擇趨避,做公民太辛苦,做臣民還可天高皇帝遠,但我也逐漸對公共事務失去了熱情。

後來,我明白了一件事,原來我只在乎自己那枝微末節的苦難,並沒有看見自己的苦難與政治息息相關。沒有看見,是因為自己的心量太小,我跟世間、跟斯土斯民,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

統治者最喜歡見到人民跟以前的我一樣,沈默、無感、自掃門前雪,偶爾關心一下公益,藉此滿足空虛的心靈,贊助一下弱勢,肯定自己也有同情心,但仍舊繼續嘲諷天下烏鴉一般黑。

如果,我的世界來自我對這個世界的認知,那麼,我的認知早已經被幾十年黨國不分的教育所左右,我活在一個被極度扭曲的已知世界中。這一年,我看見了自己的無知,那是一個既顛倒又匱乏的已知。

        這一年,我走出來,也不再沈默,我又重新找回失去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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